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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颐酒店”事件背后的旁观者行为影响因素

2016-04-09 09:54 原作者 :admin 浏览次数 :
“和颐酒店”事件背后的旁观者行为影响因素
 
相信今天很多人已经被“北京798和颐酒店女孩被劫”事件刷爆了朋友圈,看到此新闻,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太可怕了!”


细想下,其实可怕是由于路人的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产生的。事后,人们会谴责目击者的冷漠行为,这是件好事,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落难时无人伸出援手。不过先别急,在谴责的同时,且让我们平心静气,扪心自问:
当目睹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又有多大把握不做冷漠的旁观者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影响旁观者行为的一些因素:
1.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这应该是旁观者效应中最经典的一个不定因素了,说的是当周围有其他人在场时,人们更倾向于不给予帮助。他们相信在场的人群当中总会有人比自己更有能力施以援手,于是选择继续观望。
在Bibb Latané和Judith Rodin的一项实验中,受试者看到一位女士摔倒。结果表明,当受试者独身一人时,70%的人对那位女士给予了帮助,而当房间里有其他人时,只有40%的人给予了帮助。
所以,当施救责任被分散时,群体中个人受到的良心谴责便会大幅降低。群体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而当周围没有其他人时,人们就会对自己的冷漠行为产生出更大的自责,从而激励帮助行为。
2.群体凝聚程度(Group cohesiveness)
比起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当群体中的成员互为朋友或熟人时,群体中的个人更有可能在突发事件中施以援手。研究表明,群体凝聚程度越高,越会按照社会价值观下的道德准则行动,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有趣的是,虽然之前提到的责任分散告诉我们:群体越大,帮助行为越少,但这仅适用于陌生人群体。心理学家Mark Levine和Simon Crowther在实验中表明,当群体凝聚程度高时,群体越大,帮助程度越高。
3.事件模糊程度(Ambiguity)
当情况模糊不清时,人们的施救行为会大幅度减少。哪怕最终决定给予帮助,反应时间也会较情况明确时明显变长。
比如我们走在街上,看见一个成年人正在追赶一个小孩。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家长在追孩子,人贩子在追被拐儿童,被窃者在追小偷,亦或只是大人小孩闹着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少会出面阻拦。
相反地,如果那个成年人大喊:"抓小偷啊,那孩子偷了我的手机!"这样一来,情况变得明了,我们便能更快地做出反应,把偷手机的孩子拦住。
4.后果(Consequences)
对事件后果的考虑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回到上面的例子,假如被追者五大三粗,面露凶相,哪怕追人者明确告诉我们他在追小偷,我们也会望而却步。和之前的例子相比,唯一的变量是被追者身份的改变——从小孩变成了壮汉。拦住小孩的后果轻,拦住壮汉的后果重。所以综合来看,相较于模糊而高风险的事件,我们更愿意对明确而低风险的事件采取行动。
5.环境熟悉程度(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
对环境的掌控程度是另一个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Darley和Latané在1970年的一项实验中表明,相较于陌生环境,处于熟悉环境中的人们更有可能会伸出援手。举例来说,在面对袭击事件时,一个知道警察局就在街角的旁观者比一个对此毫不知情的外地人更有可能会去报警。
6.连带责任(Liability)
这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道德难题--即帮助者需不需要对帮助过程中产生的失误和伤害负责,如果需要,又需要在何种程度上负责。
关于"老人摔倒要不要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却依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因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已经涉及了法律层面的诸多因素。
美国和加拿大出台了《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旨在免除自愿给伤者、病人提供救助的人的法律责任。而巴西、德国等国家则出台法律,惩罚那些在自身条件允许时未能出手相助的人。
针对救助者的连带责任,中国目前尚无全国性法律,不过一些地区已经审议或通过了给予救助者相关保障的条例草案。
 
回头去看之前提到的那两个问题,我们会发现,在面对一件突发事件时,挡在我们和求助者之间的或许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选择题,而是夹杂了外界环境与自身众多不可控因素的一道厚重的围墙。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会做旁观者,或许本身只是人类一个普遍正常,甚至带有些许正确性的社会选择。
然而,这并不是为旁观行为做开脱。
哪怕在理性层面被允许,冷漠也终归是冷漠,不会成为值得推崇的高尚。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面临"帮不帮"的选择时,尽量排除一些盘据心中的困扰与不确定,更快地将我们果敢的双手伸向求助者。
 
——摘自《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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